近日，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宋紫檀教授联合英国巴斯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匈牙利潘诺尼亚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题为“Demographic cause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dult sex ratio variation”的研究论文（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6-71230-4）。我校为论文第一完成单位，宋紫檀教授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英国巴斯大学Tamás Székely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在动物世界中，究竟是高强度的求偶竞争与“花心”策略导致了特定性别的过早死亡，进而重塑了种群的性比结构？还是成年性比本身作为环境压力，反向决定了谁更受青睐、谁必须卷入竞争？针对这一长期困扰行为生态学家的经典问题，研究团队基于全球261种鸟类数据，利用系统发育比较和路径分析方法，在全球尺度上开展了系统研究，并给出了清晰答案。

       传统观点往往强调动物行为（如求偶展示或育儿投入）通过影响生存率而改变性别比例。本研究表明，在种群层面，雌雄在存活率、性成熟时间上的差异，首先决定了成年性别比。当某一性别在数量上占优，这种偏斜将进一步传导到行为层面，影响包括求偶竞争、多配制度、亲本投入以及性选择强度等方面。这是一条由“种群动态”驱动，并逐步塑造“繁殖行为”的单向演化路径。尽管大多数鸟类在出生时雌雄比例接近1:1，但在成长过程中，不同性别鸟类在幼年和成年阶段的死亡率存在系统性差异，同时性成熟时间也不一致。这些看似与行为‘无关’的种群动态过程，不断放大差异，最终导致成年性别比例的偏斜——即某一性别在进入繁殖阶段时已大量减少。成年性别比例的偏斜会迅速转化为行为层面的影响，稀缺性别虽然在择偶中占据优势，但也必须面临更激烈的配偶选择竞争，而数量较多的一方则往往承担更多育儿责任。这种由成年性别比例差异引发的连锁反应，进一步重塑了物种的亲本合作模式、婚配制度乃至性选择强度。

  本研究结果为性选择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研究表明，性别比例的形成并非由行为主导，而是首先由种群动态过程塑造性别比例，进一步驱动婚配制度、育儿方式乃至性别角色的演化。研究结果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乃至人类社会中的性别比例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